僰人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很早。金正耀对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发现，妇好墓青铜器中的铅来自今昭通永善地区。他进一步提出在殷商势力最强大时，中原统治者的政治或文化影响已可能到达川滇地区。［12］然而不能排除长距离商贸活动对川滇地区的铜流动的影响。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800年前后僰人受蜀文化影响。《华阳国志·蜀志》说：“（保子）帝攻青衣，雄长僚僰。”《读史方舆纪要》说：“蜀中以青衣名江者凡三：……一在青神，以蚕丛氏青衣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此则古有青衣国，与叙州邻。”青衣即今雅安。僰人本在雅安，但受到蜀人势力排挤，沿着岷江至今宜宾区域，组成僰侯国。《华阳国志·蜀志》又说：“僰道县，故僰侯国。”僰人离开青衣江到僰道，但仍未摆脱蜀文化的影响。在考古资料方面，黔西北和滇东北昭通鲁甸坝子及其周围区域在公元前1300至前700年曾有过一个以鸡公山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发掘报告表明，公元前800年前后鸡公山文化受到了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发生变化。［13］［14］这种变化应跟蜀人进攻僰人，蜀人进入僰人社会的高层有关。蜀文化传播到僰人区域，僰文化发生变化。
公元前300年左右僰人受滇的统治，文化再次变化。楚威王时，楚国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直到滇池流域，以兵威使楚至滇之间的部落归属楚，但秦夺巴、黔中导致庄蹻无法回到楚国。庄蹻“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主动融入滇池区域社会中。这意味着，庄蹻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区域包括区巴、黔中以西的滇、夜郎、劳浸、靡莫等区域。该区域在西汉初年呈现出一个具有椎髻、耕田、有邑聚等共同特点的文化圈。考古资料也表明，公元前300年左右僰人区域受石寨山文化的影响尤为强烈，赫章县可乐遗址、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威宁县银子坛遗址、梨园遗址等都具有石寨山文化的特点。［15］而晋宁石寨山墓葬中出土的陶豆“具有长沙战国墓陶豆的形态作风，陶炉、陶盒和陶壶等与长沙西汉墓出土的也极为近似”［16］；一尊女奴铜像耳坠大环，髻向后垂作银锭式，和战国楚墓帛画妇女发式相同。［17］冯汉骥先生推断认为“大概在战国时期，汉族的男女或者有类乎滇族男女的髻式，而滇族的此种发式，可能是由于庄蹻带去的楚发式演变而来的”［18］。这是很精辟的论述。这种变化应跟楚顷襄王派庄蹻伐夜郎，以兵威临滇有关。可见庄蹻王滇后，僰人区域与滇、靡莫、邛、夜郎等都被纳入滇文化圈中，僰人的文化再次发生变化。
秦灭巴、蜀，在僰人地区置僰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又《后汉书·百官志》曰：“凡县主蛮夷曰道，为秦制。”可见秦时已开辟五尺道至今曲靖地区。秦又在蜀郡设严道，犍为郡设僰道，越嶲郡设灵关道。秦时李冰在僰道建水利工程。《华阳国志·蜀志》载：“僰道有故蜀王兵阑，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李冰〕乃积薪烧之。”［19］僰道以僰人为主要居民。《史记》韦昭《索隐》曰：“僰属犍为，音蒲北反。”《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史记·西南夷列传》）僰道因僰人而设。《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县，故僰侯国”，“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证明僰道以僰人为主。根据方国瑜先生的研究，以部族分布为郡县分合范围是秦汉时期在西南夷区域设置的特点。［20］西汉沿用秦的设置仍置僰道，也意味着西汉时犍为郡僰道所辖仍有僰人。岑仲勉先生引《史记·货殖列传》“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认为滇、僰之间不用断句，滇僰当理解为滇地的僰人，进而认为西汉时僰人在滇池区域也有分布。［21］
设僰道后，僰人进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圈中。庄蹻王滇使僰人区域纳入滇文化圈的范围，其生活方式为耕田、椎髻、有邑聚。椎髻被认为跟今凉山彝族的发饰相同，故认为滇文化是彝族先民文化。［22］实际上，一方面发饰是否可以成为民族源流的参考因素还有必要讨论，另一方面滇文化遗存中的椎髻也是妇女的发式。在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成下垂之圆髻，像倒置的槌子，故名椎髻”［23］，椎髻发式是当时妇女通行的发式。不仅文献上有滇人椎髻的记载，而且在考古资料上也有实物。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上纺织女工就是头着椎髻之式。沈从文认为滇人服饰跟汉式服饰相似，“妇女多作银锭式发髻，戴大耳环。奴隶主和近身奴隶，也多着汉式服装。”［24］西汉时湖北云梦泽、长沙马王堆、滇池石寨山已成为汉朝的一部分，云梦泽大坟头一号西汉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俑的椎髻发式与晋宁石寨山墓地的椎髻发式可能是汉朝统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庄蹻王滇之后的结果。男子的椎髻发式在滇文化和中原地区都有发现。据《续汉书·舆服志》，秦规定武将头戴绛帕，形成椎髻之式。其做法：头巾状若圆丘，顶部略偏右侧凸起成圆锥形，内为圆髻，下部有如覆钵，前至发际，后至脑后，左右至耳根，基本把头发和发髻全部罩在帻内。帻后缘上大都开有三角形的叉口，叉口两侧各有一条纽带，互相绾结，使帻紧束头上，帻大都为朱红色。［25］秦始皇兵马俑中有札朱红色头巾的兵俑，与滇文化中男子的椎髻相似，而霍承嗣墓壁画中的夷汉部曲图中的椎髻则被认为跟彝族有关。［26］
僰人是巴蜀商人贩卖奴婢的主要来源。我已讨论僰人是椎髻之民。《史记·货殖列传》曰：巴蜀“南御滇、僰，僰僮”，又说：“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又《西南夷列传》说：“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汉初巴蜀民窃出商贾表明此种贸易当在秦时已出现。西汉时蓄奴婢的风气很盛，甚至“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汉书·贡禹传》），被秦迁到临邛的卓氏也有僮千人（《史记·货值列传》），僰人被当作奴婢贩卖到内地，甚至卖到京师。如《史记·索隐》载：“旧京师有僰婢。”僰人成为被役使的劳动力，是巴蜀之地借以转输的经济资源。［27］汉武帝时“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僰人应是其中的奴婢来源之一，并因此融入汉朝的经济生活中。《华阳国志·蜀志》说魏晋时蜀地仍有“滇、僚、賨、僰、僮仆六百之富”，任乃强先生认为这是说秦汉时期蜀地奴婢贩卖之盛，甚至在魏晋时蜀人仍乐于购僰僮，说明僰人沦为奴婢数量之多。［28］
巴蜀地区有经过西南夷经商的传统，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已有蜀—身毒道，巴蜀物产通过西南夷地区远销印度。西南夷地区富于盐铁、铜矿、僰僮之利，吸引了巴蜀商贾。西汉初年放弃在僰道、灵关道、严道等地的设置，恢复蜀边关，并未杜绝巴、蜀与西南夷的交往，“巴、蜀民或窃出商贾”，蜀地的枸酱亦“多持窃出，市夜郞”。于是高后六年（公元前180年）“城僰道，开青衣”［29］，以满足内地对西南夷地区盐铁、铜矿、僰僮的需求。
不仅僰人当奴婢而融入华夏群体，而且内地居民进入僰人地区，实现汉人与僰人杂居。巴蜀有通过夜郎区域渡牂牁江抵达南越的交通路线，在唐蒙出使南越之前，蜀地的枸酱已通过僰人地区，经牂柯江，运送到番禺。这表明至少在汉初已有蜀贾经过僰人地区到夜郎经商。巴蜀民也进入僰人区域屯垦。《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置犍为郡后，“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又派“巴蜀罪人”平定西南诸族。这些巴蜀卒当有沿线定居者。又募豪民屯田南夷，《史记·平准书》曰：“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华阳国志·南中志》曰：“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大量汉人在豪民大姓的组织下来到僰人区域，或者豪民大姓直接役使僰道的僰人为奴婢，进行生产。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在进入僰人地区的群体中，巴蜀人占有很大的比例，如西南夷的开辟、郡县官员的派遣、治道士卒、馈运粮饷者，都以巴蜀人为主。［30］
可见，司马迁写《史记》时，僰人区域已有几百年与内地交往、融合的历史。先是殷商时以铜为媒介的交往，以及蜀保子帝雄长僚僰，再是庄蹻王滇，秦设僰道，然后西汉设犍为郡。大量僰人到内地当奴婢，融入中原地区居民的社会中，僰人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僰文化特征已不明显，也不具备聚族而居、有大君长的社会组织。司马迁也没有将犍为郡当成西南夷的设置。如《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舊、牂柯、沈黎、汶山郡。”其中没有犍为郡。故不难理解司马迁开篇没有将僰人纳入西南夷之列。
2
僰人在汉朝经营西南夷中的作用
僰人区域是西南夷中离巴、蜀最近的区域，有蜀、秦经营僰人的历史，以及蜀地经僰人区域进入西南夷、南越的交通条件，僰人与内地的交往逐渐增多，已成为汉朝值得信赖的群体。在汉朝经营西南夷和南越的过程中，僰人区域成为了前线阵地。
首先是在僰道城的基础上设犍为郡。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在南越吃到产自蜀地的枸酱，又得知牂柯和南越之间有水路可以行船，进而试图控制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于是“〔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郞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郞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犍为郡所辖十二县中的僰道曾为郡治。［31］僰道因僰人而设，朱提出僰僮［32］，也有僰人分布。
其次是以僰道为基础，探求经过西南夷通往身毒、南越的道路。设犍为郡后，“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但“数岁，道不通，士罢饿馁，离暑泾，死者甚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载：“唐蒙已略通夜郞，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又曰：“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再加上出兵平定西南夷反抗，耗费无功，又面临匈奴的威胁，在公孙弘的建议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未真正控制从僰道到牂牁江的道路。直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卽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这才控制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汉朝还以犍为郡为基础，探求蜀经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的道路。《汉书·大宛列传》载：“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二千里。”虽终因氐、筰、昆明的反对而失败，但表明犍为郡是西汉经略西南夷道路的重要区域。
再次是犍为郡的军队已成为西汉赖以经略西南夷的重要力量。《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孝昭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犇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颜师古曰：“应说是也。犇，古奔字耳。”王莽时，“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又载：“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其中有犍为吏士、吏民。可见，犍为郡已有西汉足以信赖的精勇军队，成为西汉镇压西南夷地区反抗的重要力量。
3
汉代僰人的社会与文化
司马迁没有记录僰人的社会经济文化，使我们认识秦汉时僰人的社会经济文化有一定难度，但西汉时犍为郡已“士多仁孝，女性贞专”［33］，曾属于犍为郡后单独设郡的朱提“其民好学，地滨犍为，号为多士人，为宁州冠冕”［34］，表明朱提人文受到为风气的影响，而且两汉时僰人区域的文化已相当发达，是当时南中最发达的地区。社会经济方面，方国瑜先生引用朱提郡内的千顷池、龙池等水利工程后认为，“朱提境内有几处龙池，用以灌溉，开辟稻田，也许不始于西汉末年的文齐。而在文齐任都尉时，大规模地开发了农业生产，与后来朱提大姓势力的发展有密切关系”。［35］西汉设犍为郡后，募豪民屯田，此后犍为郡的农业发展跟豪民及其奴婢有密切关系，也与后来的大姓发展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汉朝城僰道、设犍为郡之前，僰人区域也有稻作农业。鸡公山遗址和吴家大坪遗址发现大量人工种植的碳化稻谷颗粒，［36］［37］表明僰人区域在受到巴蜀文化影响之前就有稻作农业。这与文献记载的滇东北区域是耕田的生产方式相吻合。《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有大泉池水口，僰名千顷池。”泉水有僰名，表明此泉的开发与僰人有关，也表明僰人的经济与汉人较为接近。所以汉文文献对“僰”的解释是夷中最仁。［38］
汉朝设犍为郡后，僰人区域的稻作农业更有发展。为控制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供应开辟南夷道的粮食，减少转运之苦，汉朝在南夷地区屯田。“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兴修水利成为保障屯田的重要措施。《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横五六十里……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僰道接。”《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载朱提为犍为属国时有梓潼人文齐“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民为立祠”。［39］在汉朝蓄奴风气之下，僰人也以奴婢的身份参与到豪民屯田南夷的活动中。
僰人地区的矿冶业也相当发达。金正耀对三星堆、安阳殷墟、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州的商代青铜器元素分析后认为，其中所含高放射性成因铅最接近今昭通永善金沙、鲁甸乐珙、巧家东坪矿的铅［40］，表明僰人区域的矿产在殷商时就被开发。又《汉书·地理志》载，犍为郡武阳县有铁官，南安县有盐官、铁官。朱提县山出好银，堂琅县出银、铅、白铜、铜、杂药，南广有盐官。［41］矿产的开发促进了冶铸业和商业的发展。《汉书·食货志》载：“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西汉时朱提银、朱提铜也得以开发，尤其以堂琅所产铜为多，有铜洗、钱币、铜车马及其他日用器。［42］
僰人还以奴婢的形式流动到京师等地，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经济生产中，尤其是僰俾对巴蜀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史记·货值列传》载：“巴蜀亦沃野……南御滇、僰，僰僮”，又载“蜀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史记·西南夷列传》直接指出“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部分僰人受大姓统辖，成为大姓的部曲。汉晋时期豪民、大姓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一类群体。他们有大量财富，在汉朝允许蓄奴婢的情况下，奴婢成为他们的主要劳动力。东汉末年全国动乱，南中豪民乘机发展，将穷苦移民纳为私人部曲，而郡守、右尉等官员也将都尉部曲占为私人部曲，成为大姓。三国时诸葛亮打击亲吴大姓及夷帅，扶持亲蜀汉大姓，赖其治理南中。夷帅、夷人则受压制，“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于汉，成为夷汉部曲”［43］。僰人也当有成为部曲者。
可见，僰人经过殷商以来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到汉代已融入汉人社会中，是西南夷中文化与汉人最为接近的群体，僰人文化特征逐渐减少。
4
僰人的迁徙及其原因
除融入汉人社会中，部分僰人受排挤而迁徙他处。方国瑜先生认为朱提地区的僰人是被来自滇地区的叟族排斥而迁徙的。［44］童恩正先生则认为僰人受蜀影响很大，部分融合到中原民族中，另一部分则向南迁徙。［45］任乃强先生也认为：“叙南区的僰人……由于北有巴、蜀，南有夜郎、且兰的民族高压力，制约了他们的发展方向，迫于渡过长江，向大小凉山这一民族低压区移进……僰人又从大小凉山进入安宁河区，更渡金沙江进入云南境内，建有国邑。”［46］林超民教授进一步分析僰人迁徙的原因，包括汉族移民增加、滇池区域叟人向僰人地区迁移，以及大姓迁徙、被征作战等。［47］可见，僰人迁徙是受周边区域居民的排挤。
从蜀地迁来的叟人迫使僰人南迁。《尚书·牧誓·伪孔传》“蜀叟”疏言“叟者，蜀夷之别名”。《后汉书•刘焉传》及《董卓传》，《三国志·蜀志·刘璋传》均有“叟兵，即蜀之土兵”的说法。僰人循青衣江往岷江流域迁徙。保子帝攻青衣，蜀叟南下，僰人循岷江而下，至金沙江与岷江交汇处组成部落，建僰侯国。［48］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蜀叟再次南迁，僰人也往南迁徙。三国时叟人在南中已有较广的分布，故有“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之说，如越嶲有斯叟，《三国志·蜀后主传》及《李恢传》，《华阳国志·大同志》及《南中志》均记南中有叟人。
汉人南迁也导致僰人分布区域缩小。《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又说：“堂琅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就是说随着汉民增多，僰人被迫迁徙。《史记·索隐》说：“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后为牂牁、犍为二郡。”僰人分布区与夜郎并举，且以其分布区域置犍为郡，所辖有僰道、江阳、武阳、南安、资中、符、牛郫、南广、汉阳、郁鄢、朱提、堂琅。犍为郡所辖各县以僰人为主。而东汉时僰人分布区域缩小，主要分布在犍为南部都尉所辖的犍为属国，所辖有朱提、汉阳，朱提为今昭通，汉阳在威宁、赫章之间。
李雄据蜀时僚人兴起是导致僰人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通典·边防三·僚》载：“蜀本无僚，李势时，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自桓温破蜀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夹山傍谷，与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为匪人。”《周书·列传第四十一·异域上》亦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之。……自江左及中州，递有巴、蜀，多恃险不宾。”《魏书·列传第八十九·僚》载：“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僚人兴起，成为巴蜀大患，僰人当受其排挤而迁移。随着北来势力的影响，僰人或融入华夏民族中，或受秦汉移民排挤而居住空间缩小，东汉时局限于宜宾以南的昭通、威宁、赫章区域。除北方势力导致僰人往南迁徙、分布范围缩小之外，南中地区社会动荡以及夷人兴起也导致僰人迁徙。
西晋任命流官为宁州刺史，约束南中大姓，引发大姓、夷帅的联合反抗，滇东陷入战乱。夷人乘机兴起，宁州“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没，城邑丘墟”，被描述为“七郡斗绝，晋弱夷强”。南北朝时滇东地区被爨氏控制，夷人部曲叟人势力增大。滇东北地区的大姓及其部曲、佃客离开朱提、建宁。据樊绰《蛮书》，魏晋南北朝以后，滇东北地区的居民“见人无跪拜之礼，三译四译乃与华通”，“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不再是“士多仁孝，女性专贞”，“为宁州冠冕”之地，汉文化衰落，夷文化占主导地位。以上几个地方在建宁郡北部，与朱提接壤，曾有僰人居住，但僰人迁徙到何地却不见记录。
5
僰人的消失与洱海区域的名家部曲
僰人跟随大姓往永昌、交州、牂柯等区域迁徙。［49］方国瑜先生说：“建宁郡势力逐渐伸入，叟人增多，僰人被迫迁出至洱海地区。”［50］林超民教授认为“从东汉晚期起，僰人就从朱提郡逐渐迁往洱海地区，定居于洱海东南的今大理凤仪、弥渡、祥云、姚安、大姚等县”［51］。李绍明先生认为僰人西迁徙成为西爨白蛮。［52］林谦一郎则认为僰人西迁之说缺乏证据，只是为了证明李京“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的说法；认为僰人西迁应理解为文化中心的转移，即从秦汉时在滇东北的中心转移到唐初的洱海区域。［53］
洱海区域地有稻田，适宜耕种，成为西迁大姓及其部曲、佃客的落脚之地。洱海区域的昆明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包括青铜冶铸（弥渡、剑川）、旱地农业、稻作农业以及渔猎、畜牧等方面。汉以来博南道开通后，洱海区域成为进入永昌的必经之地，汉文化有所发展，在下关大展屯、荷花村，祥云高官铺等地发现有汉晋墓葬，但早期没有发展出大姓。［54］随着魏晋南朝时滇东社会动荡，夷人兴起，部分大姓及其夷汉部曲、佃客西迁至洱海区域。林超民教授认为西迁的僰人被《华阳国志》称为下方夷，他们以今白崖为中心，形成一个较大的酋邦，这就是白子国。［55］白子国即昆明国、建宁国，在西爨、洱海之间。《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门一》载：“昆弥国，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以二河为界，即古叶榆河也。”西迁的大姓及其部曲、佃客能在西爨、洱海之间建白子国，当融合了洱海区域的昆明人。如《册府元龟》明确指出昆明国即源于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方国瑜先生也说“在西洱河境的部族称昆明，是汉晋以来相沿下来的”［56］。这既是对秦汉时“昆明”名称的延续，也体现了西迁居民为在当地立足而主动融入当地。
西迁到洱海区域的大姓及其佃客、部曲与昆明融合形成的西洱河蛮是昆明国的居民。西洱河蛮是从秦汉西南夷的昆明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与东汉以来流落在洱海区域的移民大姓及其佃客、部曲融合形成的群体。僰人是大姓部曲的重要来源。据《通典·边防三·松外诸蛮》条，他们在唐初已形成“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他们本在滇东区域，因为滇东区域大姓争夺，且乌蛮兴起，为避乱或在大姓争夺中失败而往西迁移。到唐朝初期他们已融入洱海区域社会，被唐朝人称为“蛮”，但又不是土生土长的乌蛮，而是与汉人文化较为接近的白蛮。名家是白蛮中的大姓，他们聚族而居，或部曲围绕而居，其佃客和部曲为支持力量，互不统属，部落大小不等，延续了原来的大姓和部曲之间的关系。洱海区域出现大姓，是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个较高层次的重要标志，也是南诏国能立足于洱海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
6
讨论
自秦朝开始，僰人已通过为豪族担任奴婢的方式参与到中原王朝的经济生活中，与汉人相互交融，汉人也迁徙到僰人居住的僰道地区，使僰人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成为南中冠冕。自东汉以来受周边局势动荡的影响，僰人随着其地主辗转迁徙，离开僰道，尤其是魏晋时期滇东北地区处于战乱之中，豪民为躲避战乱而迁徙，僰人作为部曲随之迁徙，其中—部分豪民及其部曲往西迁徙至洱海区域。此后直到元代，僰人不见记录，滇东北地区也从南中冠冕变成乌蛮杂处之地，洱海区域则出现名家大姓。滇东北和洱海区域的变化，是由豪民以及僰人的迁徙导致。因此僰人的迁徙反映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
按，作者罗勇，四川威远人，男，汉族，1981年6月生，副研究员，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大理大学第八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边疆史。薄艳艳，1985年生，江苏连云港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民族史。原文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徐海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